百年人精神谱系|遵义会议精神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习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四史”关键词等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百年人精神谱系”关键词。

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在路线、方针、政策上面临的突出问题。2021年2月,习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人的初心和使命”。遵义会议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1985年,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会上指出:“遵义会议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党,首先是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人员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

199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到:“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首先是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2012年,瞻仰遵义会议会址时指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前辈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015年6月,习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三天,是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的三天,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4年4月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极小。湘江战役虽然使得红军突破了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李德等人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凯丰在会上狂妄地对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的意见。之后,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李富春、、陈云等领导人发言支持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出来指挥。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改组了机构,选举为中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史上的伟大事件,它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对于当代,遵义会议精神中体现出的坚定信念破困局、实事求是闯新路、独立自主开新局、民主团结写新篇等精神特质,也激励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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